父亲的工厂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大年初二，妹妹回家探亲。婚后首次回娘家，她没有和父母拉家常，倒是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问题：姨丈新年还在厂里上班吗？

(资料图片)

过去一年，两人在工作上矛盾颇多，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在车间对骂。借着拜年的时机，妹妹想在厂长父亲这里探探口风，新的一年是否依旧重用姨丈。

父亲从事毛织行业已有二十余年，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开了一家小型针织衫工厂。作为“厂二代”，妹妹在外闯荡两年后回家创业，主攻毛织衫的国内销售，算是父亲的合作方。

对于合作方提出的问题，父亲做了回答，除了对姨丈的能力有所肯定，他还提到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：亲情。大朗这座毛织小镇是个熟人社会，其中的亲缘关系错综复杂。

妹妹在新冠疫情开始的2020年初入行，三年来，她借助小镇完善的产业链和亲缘关系，在毛织行业摸索着找自己的路。

回小镇“淘金”

小时候，父母并不赞成我们从事毛织行业。他们常常告诫叮咛：“你要是不认真上学，将来就跟我们一样做毛衣。”偶尔会有亲友打趣我们，“长大回来做老板”，也会立刻遭到父母的反对。

“穷出身，只能拼命干。”言语间，父母透露出一种宿命感——“做毛衣”是他们这代人的命，但不该是下一代人的选择。

记忆中，父亲的工厂厂区人员混杂，电线密密麻麻地盘踞在一栋栋厂房之间，街道的转角处永远堆着各种垃圾。车间时常昼夜通明，小音箱里放着流行歌，有时是情感电台。

我和妹妹在十二三岁以前，经常把工厂当作游乐场，在成堆成堆的布片间追逐打闹，把运货的板车当作滑板车，在仓库转悠，或者去车间里和小姨聊天。每到赶货的日子，厂里的气氛特别紧张，我们也坐在流水线旁帮忙折衣服、挂上吊牌、套入包装袋。等到一包一包的绿色麻袋捆扎好，装入货柜，已是凌晨三四点。我们瘫坐在沙发上，等父母忙完回家。

我对这些细节印象深刻，以至于工作后，只要遇到工厂流水线、城中村的稿件，会自然地产生某种亲近感，脑海里有无数画面和声音涌现。

父母鼓励我们通过求学寻找新的出路和可能。考公务员、当老师，每一个职业选择在他们眼中都比回家接班更好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我们陆续考上大学。

妹妹2018年大学毕业，两年多后，每月拿着不过5000元的工资，成为月光族。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逐渐变成“看简历-面试-看简历”的循环往复，她觉得望不到前景。

另一边，大朗镇毛织行业发展火热，回家创业颇有“淘金”意味。2018年，我回家参加小学同学婚礼，一桌吃饭的十余人里，已有三四位继承家族产业，卖起毛纱毛衣。父母的态度也悄悄改变，开始鼓动我们返乡。

“回来搏一搏，还可能有机会。”妹妹抱着这样的心态辞职创业，启动资金由父亲借支。她在大朗镇毛织贸易中心租下一间七八平米的铺面，以卖成衣为主，货源便来自父亲的小厂。不可否认，父辈的奋斗为年轻人趟开了一条路，即便没有提供更多选择，却让年轻人得以轻快地从北上广退回小镇。

“有亲缘关系的人不会相互欺骗”

东莞被称为“世界工厂”，如果你细看，会发现每个镇区都有其支柱产业——厚街产鞋，中堂造纸，大岭山造家具，而大朗镇，据说全球有六分之一的毛衣来自这里。在大朗镇上，街头所见都是毛织相关的广告，卖毛纱的、卖织机的、卖拉链纽扣的，琳琅满目。

毛织小镇的产业链完善，每道工序被拆分至最小单元，织布、缝盘、洗染都有专门的工厂。对于回到小镇的妹妹而言，这意味着只要你能接到订单，每道工序都能外包出去，即便是最重要的设计画图，也可以找到工作室按需设计。

“创业门槛很低。”妹妹总结，只要手握三五万元启动资金，便能入行。

对这种产业链的完善程度，父亲有更为形象的描述——如果一台电脑织布机坏了一颗螺丝，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，30分钟内便有维修商上门服务。这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。

而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是“内卷”严重。妹妹在入行的头两年，几乎四处碰壁，“出一个款式，总有别家更便宜”。

根据媒体报道，截至2019年，大朗已有超过17000家从事毛织的企业，年产量超过8亿件毛衣。要在这样高密度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，甚至存活都显得艰难。

这时候，熟人社会显现出它的好处来。因为父亲是这个行业的老人，且依旧在从事这块生意，合作的供应商多少会提供便利，所谓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。某次赶货着急，妹妹自己去找外面的供应商，结果被对方的报价吓一跳，同样是缝盘（将毛衣片缝合成衣的一道工序），外面的报价是100元/打，而父亲工厂的报价只需要50元/打。

经验丰富的父亲总结，由亲戚带入行，他能告诉你真实信息，“哪里有坑，哪里能踩”。而这之所以重要，则是由于毛织行业门槛低，生产经营中还留有不少灰色地带和“潜规则”。从业者们相信，面对这些模糊之处，有亲缘关系的人不会相互欺骗。

过去二十余年，父亲曾在关键岗位任用不少亲戚，比如让姨丈做后整主管。一件衣服的大部分工序都外包以后，需要经过最后的质检才能交给客户，而后整主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质检员。父亲需要将其交付给信任的人，以降低风险。

亲缘关系在毛织小镇非常普遍。我妹发现，不仅厂长与厂长间沾亲带故，工人们也常常是亲戚、老乡成群结队地活动。招工的时候，只需打一个电话，就能带出一个村的人来。小镇上卖纱线的多为潮汕人、浙江人，做成衣内销的则是四川人居多；温州商人更是把这些针织衫带向意大利罗马，从罗马中转至整个欧盟地区。

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导致欧洲能源紧张，法国总统呼吁民众调低室内暖气温度，意大利则缩短供暖时间。父亲只有二十多人的针织衫工厂，年前接到大批来自欧洲的高领毛衣订单，2023年订单总量超过二十余万件，比2022年翻一番。妹妹的内销生意过去三年颇受疫情影响，如今，她也期待新年新气象，自己能在小镇扎根立足。

这座毛织小镇不仅有熟人社会，也与世界紧密相连。

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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